刘尹郡为政清整，门无杂宾。时百姓好讼官长，诸郡往往为相举正。刘曰：“夫居下讪上，此弊道也，古之善政，司契而已，岂不以敦本正源，镇静末流乎？君虽不君，下安可以失礼？若此风不革，百姓将往而不反。”遂寝不问。夫官多不法，若置而不问，则留民害。若因讼言以去长吏，则来者不振。尝与一当道言曰：“宜却民言而以他事去之，则法行而堤不裂，始为政体。”

——明·赵釴《晏林子》

这里的刘尹郡就是晋代的刘惔，曾做过丹阳尹。他认为，下面的老百姓议论上面的官员，这是很坏的习俗。虽然上面官员做得不好，但下面老百姓怎么能够诉讼上面的官员？如果这样的风气不予禁止革除，老百姓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于是，他遇到百姓诉讼官员的事情，一概压下不予审理。

对于刘惔这种做法，赵釴的意见是，对于老百姓的诉状，要予以拒绝，但对于不法官员，也要找其他借口调离。法律得到维护，官民之间的根本秩序也得到维护，这才是根本的办法。

这里涉及到为官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就是民告官的问题。

民告官有三层含义，第一是官作为个人，与百姓发生纠纷，被百姓控告。第二是官员在岗位上存在侵害百姓的不法行为，被百姓控告。还有第三，就是官员代表官府做出的行政行为侵害百姓，被百姓控告。

第一层应该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，第二层往往属于刑事诉讼，而第三层则属于现代的行政诉讼。古代没有行政诉讼的概念，也没有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的区分。所谓民告官，在古代是民事、刑事、行政混在一起的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古代民告官主要还是刑事和行政诉讼，是对官员履职不当的控告，既有官员履职中的违法行为，也有官员履职的行政行为。

古代并不禁止百姓对不法官员的控告，有时还鼓励百姓对不法官员进行举报控告。

晋武帝时期建立“登闻鼓”制度；唐朝允许百姓直接拦皇帝车驾诉冤；明朝朱元璋为了打击不法官员，明确规定百姓可以直接捉拿贪腐官员送至京城严惩。

虽然法律上规定百姓可以控告不法官员，但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，百姓告官，就是以下犯上，与民卑官尊的等级纲常制度是相冲突的。审理民告官，处理官员就会助长以下犯上的风气，这是官员非常忌讳的事情。而且，控告官员的事情一般也是由官员出面处理，官官相护是古代官场的潜规则，物伤其类，官员很难为维护百姓利益而把同行治罪。因此，民告官是非常艰难的。

这种情况下，明代的赵釴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对于不法官员，不予处理会给百姓留下祸害，按照百姓诉讼明确处理就会助长纵容百姓以下犯上。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既不支持百姓的诉讼要求，又要找别的办法把不法官员处理。

我们知道，法律不但具有维护公平的功能，还具有震慑潜在犯法者的功能。惩处一个祸害百姓的官员，就会对后来的官员起到震慑警示作用。因此，百姓控诉官员害民，有关方面进行审理查处，不但能够实现维护公平、维护受害者权益的目的，也能实现警示潜在不法者的目的。而按照赵釴的这种折中办法，虽然不法官员会被处理，但不是因为百姓的控告，也就达不到警示潜在不法者的目的。

来源 | 啄木鸟

原标题：《【廉政明德苑】清风箴言 | 正确看待“民告官”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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