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与国君的交谈中，更是如此。首见梁惠王，王问：“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的答话并没有顺着梁惠王的逻辑走，也没有先让梁惠王暂时满意、再叙述自己的主张，而是直接反驳：“王何必曰利？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接着说了一通行政唯利会带来的弊端。在朝堂之上如此对答，足见孟夫子的耿直，但言之有理，故还有机会。二次交流，梁惠王换了地方，从众臣相伴的朝堂之上移到了只有随侍在旁的花园之中。这花园有树、有水、有鸟、有兽，梁惠王还是很满意的，带有几许得意之情问道：“贤者亦有此乐乎？”孟子答道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接着以文王和夏桀之事，一正例、一反例来告诫君王之乐应该建立在百姓之乐的基础之上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。齐宣王也在名为“雪宫”的别墅里接见过孟子，宣王也带着几许得意问道：“贤者亦有此乐乎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有。”但孟子的认识与宣王不同，乃是“乐民之乐”“忧民之忧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。他与齐宣王在讨论音乐与治国时，对此有详细的阐述，宣王承认自己爱好音乐，但只好“世俗之乐”，不好“先王之乐”，孟子说：不妨碍，您爱好音乐，齐国还是有富强希望的。这样的回答，倒引起了齐王探究的动机。随后话锋一转，孟子问道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宣王答：“不若与人。”孟子追问：“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王再答：“不若与众。”接着孟子阐发了一通“与民同乐”的高论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。他与齐宣王的另一次对话，弄得宣王无法应答，留下了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的成语。还有一次对话，讨论“贵戚之卿”与“异姓之卿”的异同，弄得宣王勃然变色，几乎无法谈下去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。今日再看这些谈话，几乎都是在教导宣王如何正确为君。

孟子为何把关注点放在国君身上呢，主要是因为其相信“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；君正，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这是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。孟子将自己定位为宾师，他以师的身份来教导君主，难免有时令人不快，书中就有“王变乎色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“王勃然变乎色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的记录。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一句为孟子亲言，理学家多视为警醒之语，王夫之则认为此乃是阅世之评。然此言未尝不是孟子晚年之自嘲20，他与国君如此相处，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21的评价自然也就难以摆脱了。颇为可惜，这些诸侯似乎不懂得“得师者王”（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《荀子·尧问》）的历史经验，也不明白“有师法者，人之大宝也”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的道理，孟子付出的一番热忱也就难免付之流水了。

（二）以师待臣

孟子在大国宣传他的思想，除了获取国君的信任之外，朝中重臣，甚至佞臣的支持也很重要。然夫子非俗人，更不会为了行道而自降身段，仍保持着宾师的作风，所以有时难免会遭遇阻碍。他的弟子乐正子在鲁国做事，极力向鲁平公推荐孟子。平公心动了，准备依礼来拜访孟子，结果被佞臣臧仓以“孟子之后丧踰前丧”为由加以阻碍，孟子也很无奈，只好说：“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。孟子似乎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。

孟子对待季任和储子的态度不同，也可为一例。当时孟子还居住在邹国，任国的季任送来礼物和孟子交友，孟子接受了，但没有回报。后来孟子迁到平陆居住，齐国的卿相储子送来礼物，想和孟子交友，孟子也接受了，同样没有回报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，孟子从邹国来到任国，回拜了季任，从平陆到临淄时，却一直没有回拜储子。孟子的区别对待，弄得弟子们莫名其妙，故而有所质疑：是不是季任为任国的国君，而储子只是齐国的卿相？孟子答道：“不是的。《尚书》里说：‘享献之礼可贵的是仪节，仪节不够，礼物再多也没有意义，因为进献的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上面。’我不回拜储子，是因为他没有遵照享献的规矩。”听到这番引经据典的解释，屋庐子非常开心，可还有弟子不太明白，于是屋庐子解释道：“季任虽代行国政，但毕竟是一国之君，要镇守一方，有保民守土之责，不能擅离职守，因此派人来送礼是可以的；而储子是臣子，可以因国事去到其他国家，但他也派人送礼，而不亲自过来，足见其缺乏求教的诚意，他既然诚意不足，也就没有必要回访了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孟子此举后被宋儒陆九渊引为奥援，拒绝婺源郭氏邀其坐馆的动议：“某家居，乃欲坐致于千里之外，古之尊师重道者，其礼际似不如此。储子得之平陆，而孟子不见。某虽不肖，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学，如遂独行千里而赴其招，则亦非彼之所求者矣。”22为师者，在来学与往教之间的取舍，有时能够反映其自尊的程度。

齐国大夫公行子遭遇丧子之痛，大臣们都去吊唁，孟子也去了。时任六卿之长、齐王身边炙手可热的权臣、右师王驩也来了，当他刚进门，就有人走上前与之打招呼，待其坐定之后，又有人走到他身旁与之说话，只有孟子没有任何表示。而高高在上的王驩大人居然对这点非常在意，更是当场表达出了不满：“诸君子皆与驩言，孟子独不与驩言，是简也。”认为孟子是故意简慢他。孟子听到了之后，表示自己的做法完全依据的是朝廷之礼，“不历位而相与言，不逾阶而相揖也”，右师却以为“我简慢了他，不是很奇怪吗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其实二人始终不大合拍，王驩没有高升、还是盖邑大夫时，曾与孟子一道出使滕国，二人朝暮相见，往返于齐滕两国之间，却没有一起谈论过公事。公孙丑不解，于是向老师求教，孟子也借机稍微发了点牢骚：王大夫喜欢一个人独断独行，“予何言哉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

齐国蚳蛙去职的风波中，也可见到孟子所持之师道。蚳蛙是齐威王的至亲心腹，在西北边邑、军事要塞灵丘担任邑宰。蚳蛙对孟子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并在灵丘加以试验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但灵丘毕竟是边陲，蚳蛙想要获得更大的成绩，于是“辞灵丘而请士师”，到都城去做典狱官了。这个职务跟齐王接触较多，能够有机会向威王进谏。孟子与他做了个约定，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蚳蛙还是没有进谏，所约之事自然毫无进展。孟子行道心切，批评了蚳蛙。蚳蛙深感惭愧，不愿辜负孟子之托，于是向齐王提出谏言，但齐王并没有接受。加上蚳蛙进谏时比较直接，惹恼了齐王，只好辞官归家。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后，有所议论。有人讥讽道：“孟子为蚳蛙想得颇为周到，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？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孟子为推行仁政之道，害得蚳蛙进谏不成，辞官而去，而孟子屡屡进谏，威王始终不肯采纳，可是他为何还赖在临淄，而不速速离去呢？”公都子听了之后，十分气愤，便将这些议论加以转告。孟子说：“我并不是厚颜无耻，死皮赖脸，我的做法都是有凭有据的呀。我曾经听说过：处在官位上的人，如果无法尽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；既然作为一个有进言责任的人，如果他的进言不能够被国君采纳，他的计谋也得不到国君的重视，就应该辞职不干。至于我，既无官位，又无进言的责任，那我的进退去留，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这是孟子对“师—君”与“臣—君”的关系不同所作的解答，不意千余年后，宋代学者为此事起了争执，甚至打起了笔墨官司23。

记录显示，孟子在齐国并不是一直都是“无官守，无言责”，他也出任过卿，正如公孙丑之言“齐卿之位，不为小矣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，但这并非孟子之本意，他是为了行道方才出仕。对于这一职务，他自己定位：“君有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去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也就是绝不恋栈。后来齐宣王不听孟子之劝，军事上遭遇重大失利，宣王表示“吾甚惭于孟子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，孟子只好辞职，宣王不舍，但孟子之意甚坚。宣王想另寻他途，继续留孟子在齐国，请人传话“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，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，孟子也拒绝了。

四、传道者

当是时也，“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，以攻伐为贤”24，然而孟子却一再宣扬三代之德，又自居宾师之位，自然难以被当世所用。于是乎，他与孔子一样，回到家乡一心教学和著述。

（一）最大乐趣

孟子对于教职也抱有一些特别的认识。当其盛年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时，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，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上都由对方负责。时间久了，名为彭更的弟子不太好意思了，孟子表示“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。”彭更表示自己只是对“士无事而食”感到羞愧，孟子指出社会是有分工及交换的，我们的工作是“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，自然应该有属于份内的报酬。公孙丑也问过相似的问题，与彭更不同的是，公孙丑搬出来经典，《诗》中有“不素餐兮”的说法，而他们却是“不耕而食，何也？”孟子告诉他：“君子居是国也，其君用之，则安富尊荣；其子弟从之，则孝弟忠信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也就是说，这个职业作用很大，正当性很高，各位不用怀疑。

晚年对此认识似乎更进一步，他说人生有三大可喜之事情，一是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，也就说子欲养、亲尚在，且兄弟手足都全，可以充分享受天伦之乐；二是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，三是“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这三大可喜，即便是“王天下不与存焉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也就是说人生的最大乐趣了。前两个作为普通人亦能获得，但第三可喜一定是教师才能享有的。

孟子门下的弟子也有很多，其中著名的有万章、公孙丑、乐正克、屋庐子等，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，堪称传道者也。这是他愿学孔子的又一大表现。

（二）“来者有拒”

孔门之教一直被视为“有教无类”，连带着孟子之教亦被认为是去者不追、来者不拒。此说书中确实载有明文，即“往者不追，来者不拒。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但问题在于这话是孟子自言还是滕国馆役所言，是赞扬还是批评，存有争议。双方争议的焦点在究竟是“夫子之设科也”，还是“夫予之设科也”，“子”与“予”字形太接近了，而表达的含义完全不同，在没有更早的出土材料面世前，似乎很难下一定论。但从《孟子》书中的其他事例中倒也可以获得一些相关信息，孟子似乎并不是“来者不拒”，而是“来者有拒”。如他曾当面拒绝过曹交的拜师之请。

关于孟子为何拒绝曹交，经学家也有过分析，说法各异25，也难以查证。其实这并不特别重要，关键的是在这里似乎又见到了孔子行事的作风：即使孔子真持“有教无类”的主张，但他拒绝过孺悲，且比孟子做得还要过分，他先推脱有病，后“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孟子至少还劝曹交“归而求之，有余师”。夫子之门并不是那么容易进的，更不可能是想进就能进的。

孟子即便是对已经入门的弟子，有时也拒绝回答及指导。如公都子就说：“滕更之在门也，若在所礼。而不答，何也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挟贵而问，挟贤而问，挟长而问，挟有勋劳而问，挟故而问，皆所不答也。滕更有二焉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也就是说，孟子对于弟子是否讲求师道也是在意的，滕更虽然是滕国国君的弟弟，但他不能虚心求教，所问有挟，故而孟子不答。

（三）“教亦多术”

孟子的一生，从政方面并不成功，但在教育实践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他在长期的私学教育中，积累了深厚的教育与教学经验，所以他在为师之道上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。

孟子还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，注重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，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。他说：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（材）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针对修养好、悟性高、才能优的学生，应及时点化，用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教育。针对品德好的学生，应注重道德修养教育，使之成为德行完美的君子。针对有才能的学生，应注意其才能的特别培养。对于善于思考的学生，采用问答模式，释疑解难。对于不能及门受业的学生，应注重身教。

对于如何引导弟子，他也是富有经验的。一方面是树立规矩，规本是制圆的工具，矩则是成方的工具，能干的工匠教人学艺，一定要用规矩，学者也必须用一定的规矩，否则，方圆也就没有了标准，孟子觉得教人也必须有规矩。公孙丑曾抱怨：“先生的道很高、很好，但像登天一般，不可企及，为什么不把要求降低一点，使人觉得有盼头，因而每天努力去争取呢？”孟子答道：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工匠师傅不能因为徒工笨，而改变或废弃用来划直线的绳墨，因为如果弃其绳墨，舍其规矩，不坚持标准，一定是教不好的。另一方面，孟子又觉得“梓匠轮舆，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如何才能够变得巧呢？关键还在于学习者的努力，而教导者要做的是“引而不发，跃如也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即张满弓，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却并不把箭射出去，让弟子自己去主动。孟子还提出“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这一观点充满了辩证的色彩，当然，若对方不能领会到背后的良苦用心，只怕会加剧“师徒相与异心也”（《吕氏春秋·诬徒》）。

（四）“不应倍师”

孟子在周游列国时，与陈相有过一场辩论。在这场辩论中，即可以见其与农家观点之不同，也能窥见其师道的另一重要主张，即不应倍师。

陈相与他弟弟陈辛都是陈良的弟子，陈良是楚国人，却羡慕周公、孔子之道，不远千里来到北方求学受教，当时北方学者求学更方便些，行动上却没有陈良迅速，所以他是一位“豪杰之士”。二陈跟着陈良学习十年，收获应当不小。可是老师死后，二陈听说滕文公能行圣人之政，于是自楚至滕。当时农家后学许行也慕名而来，带着他的几十个徒弟“衣褐，捆屦，织席以为食”。二陈一见，颇为倾心，思想上也起了大变化，于是“尽弃其学而学焉”，到了后来更是成为其学说的鼓吹手，陈相还跑来劝孟子改弦易辙，受到了孟子的强烈批评：

昔者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门人治任将归，入揖于子贡，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子贡反，筑室于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不可。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。”今也南蛮鴃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师而学之，亦异于曾子矣。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。《鲁颂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学，亦为不善变矣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

孟子对二陈的转变——由儒家后学成为农家的信奉者，自然也是不满意的，他以曾子维护孔子的故事为例，说明师道的重要，不可倍师。晚于他的荀子亦持这种观念，且表述得更加直白：“言而不称师，谓之畔；教而不称师，谓之倍。倍畔之人，明君不内，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。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问题在于，孔子之门亦曾“三盈三虚”，全靠为师者的相互竞争，而不是诅咒谩骂，这一点上孟荀似乎不如孔子。再有孟子的“用夏变夷”保守思想，在清末剧烈的社会变化中，常被保守者引为证据，用来阻扰变革，这是他始料不及的。

结语

孟子对中华文化有巨大影响，是史学研究里不可或缺的部分，诞生了不少成果；惟多年来，限于学术分科的视野，学者们更乐于探究其政治思想、教育思想、经济思想等，稍具综合性质的哲学，亦往往喜欢谈其人性论，这些成果对认识孟子自然有帮助，然有时也会对认识真正的孟子产生妨碍。以师道来观，我们能够发现孟子视己为先王治国安民大道在现世的化身，即得道者也，甚至喊出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他也向国君兜售自己的政治思想，但始终保持着“师”的自尊与体统——“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？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与国中重臣、士大夫相处时更是如此。这一观念的形成，孔子、曾子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有时，他也会像孔子那样，为了行道而出仕，当发现“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之时，深以为耻，绝不恋栈，这是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的又一表现，堪称卫道者的典型。他愿学孔子还有一大表现，就是在政治理想不见当世之用后，想念家乡的“狂简小子”26，通过退修诗书、相互问难、如切如磋等方式来教导后进，也借机将政治理想传之后世、以待来者27，是为传道者也。只是其传道并不像传说中“来者不拒”，而是“来者有拒”，且“有挟不答”，开“师严道尊”28之先河。因之，师道之于孟子，既属其政治哲学之一端，亦是其教育哲学之一端，更是其生存哲学之写照，对于后儒颇多启发，千载以后亦有生命力，可谓是传统师道中的重要一环。如此叙述，也就有别于一般的教育史及文化史中的探讨，不知方家以为然否？

参考文献：（滑动可浏览完整版）

18.《宋史》卷401《刘爚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2178页。

19.“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

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（韩愈：《原道》）

20.张礼永：《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别解》，《书屋》2020年11期。

21.《史记》卷74《孟子荀卿列传》，第2847页。

22.（宋）陆九渊：《与王德修》，见《陆九渊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52页。

23.率先发难者为北宋名臣司马光，他在《疑孟》篇中言：“孟子居齐，齐王师之。夫师者，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，岂得谓之无官守、无言责乎？……余惧后之人，挟其有以骄其君，无所事而贪禄位者，皆援孟子以自况，故不得不疑。”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、世称“五峰先生”的胡宏在《释疑孟》中表示司马光“不识孟氏心，而未知所以为师耳。”余允文也撰《尊孟辨》，认为“谏之不行，则当去，为臣之道，当如是也。为王之师，则异矣。”后来朱熹也加入到这场论争中，见《读余允文〈尊孟辨〉》。南宋诸儒基本上都赞同孟子是举，而反对北宋司马光的见解。

24.《史记》卷74《孟子荀卿列传》，第2847页。

25.朱熹认为“曹交事长之礼既不至，求道之心又不笃，故孟子教之以孝弟，而不容其受业。”（《孟子集注》卷12）朱熹的意见影响较大且远，但清儒黄宗羲指出：“曹交亦有志之士，何以见其事长无礼、求道不笃？《集注》无乃深文欤。”（《孟子师说》卷6）

26.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在陈，曰：‘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’”

27.《孟子·万章上》九章均是这种性质，《孟子·万章下》亦是九章，至少有六章为这种性质之明证。

28.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凡学之道，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”

原载：《孔子研究》2022年第3期

作者简介:张礼永，男，1983 年生，江苏扬州人，教育学博士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、基础教育改革与研究所专职副研究员，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